地出身之人,或有亲戚、或有同窗、同乡关系,使得地方势力与政府官僚难以切割。
再者,江南又是经济先进地区,将南京定为首都造成的结果是国家经济单方面的在南方循环,甚至是自我闭锁,如此一来面对北方的统一会造成相当程度的困难。对于地主阶级而言,支持明朝建立的初衷就是为了维护其自身的利益不受损害,政治重心设在南方,无形中可以保障他们的势力;
但从明朝政府的立场来看,帝国版图并不是局限于南方,更包括尚未一统的北方。因此,一面倒向南方的政策对于国家长久的发展是极其的不利,朱元璋也曾试图解决这样的窘境,洪武四年的《太祖实录》记载道:“朕之用人,惟才是使,无间南北。”藉由无区别地的平等用人以拉近南北差距,但显然效果并不理想,于是朱元璋又令吏部严格调查为官者的户籍,以绝冒籍之事发生,达到“南北更调”断绝其势力基础。最后,甚至废止科举,仅保留能从全国均等任用人才的举荐。
然而,以上的方法都无法根本解决南方尾大不掉的局面,直到数年后情形才出现转变,那是洪武九年与洪武十三年发生的空印案与胡惟庸案,朱元璋趁机对地方及中央作出了肃清。
洪武八年时扩郭帖木儿去世,北元势力大势已去,明朝陆续撤回大批北驻的武将,注意力也由外政转向内政,此时明朝政治渐入安定,荒田复耕,赋税制度完备。空印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,原本空印文书,省去核对时不合所需的奔波是当时俗成的惯例,突然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,朱元璋就以产生弊病为由进行惩处,这是令官僚们难以想象的,数以百计的官僚被撤换,可以视为是明朝中央对地方官,特别是南人官僚的大肃清。
除此之外,地方最高行政机关行中书省也在此时被朱元璋裁撤,取而代之的是没有军政权限,只理民政的布政使司。因此,空印案一方面肃清了地方官僚,一方面也强化了皇权。
而胡惟庸案可以说是空印案的延续,其所谓的叛变只是为了要废止中书省而捏造的事件。中书省被撤销后,六部升格,明朝中央与地方的新统属关系才完全确立。胡惟庸案连坐者达一万五千多人,江南巨室、地主受到大规模的镇压、株连,朱元璋清除阻碍势力的意图十分明显。
总结两次的事件,行中书省、中书省被布政使司与六部取代,同时税收体系也改为“里甲制”,原本由地主阶级担任的粮长被废止。对统治者而言,带来的成果是巨大的,“里甲制”使一般民众被组织化、中书省、行中书省的废止使皇权进一步的强化。让明朝的体制比起原先更为进步,此点从洪武十五年时,朱元璋愿意恢复科举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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