过还是要做DNA鉴定才能确定。所以也希望你们能配合一下。”

　　父亲有点儿听不太懂：“什么鉴定？”

　　同行解释了一下：“做了这个鉴定，就能判定是不是你们的女儿了。到时要采集你们的DNA样本，就拿根棉签在你们的口腔里擦一下就行了。”

　　父亲很认真地听完，笑了一下：“又是科学的那些东西？”摆了摆手，“不用，不用。我女儿的手，我认识。看一眼就知道了。”

　　刘军和同行对视一眼，谁也没忍心这个时候跟他说，这是标准程序，一定得走。

　　一路上老两口都很安静。

　　虽然同行和那位父亲都没有提起过做母亲的情况，但是刘军已经可以肯定，那位母亲精神不太对了。父亲对母亲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，一会儿问她饿不饿，一会儿又问她渴不渴。母亲也会回答，但是眼神从来对不上，说话的时候像一个牙牙学语的小孩子，发音简单而又困难。

　　她说饿，他就从随身背着的那只老旧的旅行包里掏出一块干瘪的面包，最便宜的那种。一小块一小块地撕下来，喂到她嘴里。

　　她说渴，他又拿出一只磨损得发白的军用水壶给她喂点儿水。喝水的时候，难免流出嘴巴一些，他就用袖口给她抹一抹，再用粗糙得发黑的手指擦一擦。

　　刘军已经好多年没有见过军用水壶了。何况还是这么旧的。

　　后来，还是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同行实在忍不住，趁着父亲向母亲指点窗外的高楼大厦时，压低声音和他说了两句。

　　原来老人是个退伍军人，还参加过自卫反击战。别看他现在瘦得风一吹就倒的模样，年轻时一身的好本事，跟敌人肉搏，一个人打死八个，肠子都拖了出来。他用的那个水壶就是当年参战时用的，一直陪他到现在。退伍以后，安置得也还不错，起码温饱是不成问题的。所有的剧变就在那一年，女儿没有了。

　　那个女孩儿，同行也认识，还跟她是高中同学。他记得很清楚，他们那里是个穷地方，因为老师少，一个班有一百多人，只有女孩儿考上了大学，是个名副其实的女状元。

　　那是女孩儿出去上大学的第一年寒假。好多同学还想，过年可以聚一聚，看看去大城市上学的大学生变什么样儿了。结果传来的，却是女孩儿失踪的消息。

　　从此她父亲就踏上了寻找女儿的漫漫长路。家里所有的钱都花完了，能卖的也都卖了，亲戚朋友全都借遍了。这样过去好几年，连最支持他的老战友也说，要不然别找了，就等着吧。

　　他说，其实他也知道希望很渺茫了。经历过战争的人，见过很多很多的死亡。他都懂。可是就算不能活着见人，也该死要见尸。以前在战场上，为什么冒着枪林弹雨也要把战友们的尸首拖下来？能拖一个就是一个。

　　他说，反正他也说不出个一二三来。他就是要找。

　　做母亲的原来也不是这样。年轻的时候是很能干的一个人，干什么都比别人又快又好。虽然没什么文化，可是爱说话爱笑，挺招人待见的。自从丈夫出去找女儿后，她就常年一个人守在门前，时不时抬起头来到处看看，总觉得听见女儿的声音了，要不就是看见女儿自己跑回来了。起先还一惊一乍的，一会儿哭一会儿笑，一会儿又清醒过来。渐渐地，好像自己也知道都是幻觉，不值得再想那么多。再渐渐地，看什么都不像真的，就算一个大活人站在她面前，她也视若无睹。再后来，就什么事儿都干不成，光是坐着，越坐越呆。

　　到后来，亲戚朋友也不大愿意帮他家了。其实也可以理解吧。那个穷乡僻壤，谁也不是大款。再说了，他这个明显就是个填不平的塘，再多的钱也填不起。只有那个老战友因为转业做了警察，还经常用点儿业余时间帮他找。前不久也得癌症死了，但是他儿子也当了警察。他临死前再三交代他儿子，一定要继续帮忙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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